這兩年我繼續(xù)在想這個問題，我覺得一所大學是否一流大學，最關鍵的指標是要看學校培養(yǎng)的畢業(yè)生今后在社會上有多大比例取得成功，取得多大的成功，所以如何培養(yǎng)學生取得成功的能力是學校教育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在當今和今后的世界上，中國要在激烈的高科技競爭中取勝，最關鍵的就是我們的青年一代是否在今后各行各業(yè)的工作中間取得成功。國家非常希望你們取得成功，你們的家庭和本人也都希望你們今后取得成功。所以，這問題非常重要，很值得經(jīng)常地同和大家討論。今天我就再講這個問題，內容不是上次的重復，而是加入了思考得到的新認識。

我在今年4月18號《參考消息》上同時讀到兩則消息，很有意思。第一則消息是記者寫的，題目就叫《成功學熱中國》，講現(xiàn)代中國“成功學”是最熱的話題。其根據(jù)是現(xiàn)在中國的各個書店中，甚至連機場和地鐵車站的小報攤上都擺滿了成功秘訣類的書籍。有的書是外國的譯本，比如已經(jīng)有幾十種“卡內基”類書籍，講如何取得成功；也有中國人寫的，比如有一本書叫《哈佛女孩》，講一個女孩在哈佛如何取得成功。更多的是美國的大公司的老板的傳記和香港一些大富翁的傳記和故事，如比爾·蓋茨、李嘉誠、李澤楷等等。這說明現(xiàn)代各個階層的人群家都非常關注一個人如何才能取得成功這個問題。外國記者把這點作為新聞，說明他們覺得在中國人的這種愿望已經(jīng)不比其它國家差，甚至已經(jīng)超過許多國家。

第二則參考消息是《坐頭等艙留學移民》，講的是中國有些家長不忍心自己的小孩坐長途飛機受苦，所以給他們買頭等艙，帶大批錢和大批行李去英國留學。中國在英國留學的學生已經(jīng)有5萬人，是英國最大的外國留學生群體，日本、澳洲、新西蘭等國也差不多。其實中國留學生到英國等地付的學費比本地學生的學費可能要高很多，在英國要高一個數(shù)量級，接近10倍。并不是中國的家庭已經(jīng)比這些國家的家庭富裕了。事實上，我們和他們的平均生活水平還差得很遠。許多家庭節(jié)衣縮食，花高價送子女到英國和日本、澳洲、新西蘭等國留學，反映了望子成龍的典型中國式的心態(tài)。

這兩則消息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家庭，希望年青一代取得成功的強烈愿望。但是許多人的作法很令人擔憂。

留學可以為成才創(chuàng)造機遇，這是不錯。但不愿吃苦還想成才就難上難了。這些書我也買了不少，讀過一些。我覺得每本書都有道理，如果能按照它做，都會有好處。但是，這些道理往往把復雜的原因簡單化了，所以沒有豐富閱歷的人看這些書，容易把一個人成功的真正原因誤解了。因為每本書強調的側面都不一樣，特別是這些書的表述方式往往丟掉、或者表達不出來一些在一個人成功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原因。這些書會這樣呢？因為它們用的都是一些確定性的語言，我想在座的如果有了解量子力學或者復雜性科學的人就會明白我的話，還沒有學過的不要緊，無論你們的專業(yè)是什么，希望你們都能在今后學懂它們。過去的自然科學習慣用確定性的語言，就是說只要這樣做，再那樣做，就肯定得到什么。這種語言在20世紀后半期發(fā)現(xiàn)的復雜系統(tǒng)科學和在20世紀前半期發(fā)現(xiàn)的量子力學中，都不實用了。20世紀自然科學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找到了一種可以更準確描述自然界本原狀態(tài)的概率語言。就像天氣預報一樣，過去的天氣預報說，明天是陰天有雷陣雨，現(xiàn)在改成降雨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這個改進就是人類認識上一個革命的反映。造就一個人成功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不亞于天氣預報。如果用確定性的語言來描述，是很難把它的真正原因表達準確的。幾千年前奠定中國文化基礎的一個人—老子，講的的一句話就已隱含了這個道理?！独献印烽_篇時就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币馑季褪钦f，任何人用的語言，任何一種語言都有局限，因為語言是拿你已知的東西來類比你未知的東西，這個類比是不可能完全準確。一旦你用語言把一個復雜的事情表達出來了，那么你表達出來的東西就只能是事情的本原狀態(tài)的一種片面的簡化，就如瞎子摸象的典故所講的那樣。老子哲學非常聰明。現(xiàn)在我在講造就一個人成功的因素時，感觸最深的就是老子說得這句話。
那么，有沒有辦法能夠把造就一個人成功的復雜因素比較準確地表達出來？有的。這就是剛才說過的自然科學已經(jīng)確立了的代替確定論的幾率描述語言。人類社會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tǒng)，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用確定論來準確描述的。當我們不用確定論的方法，而是從幾率或機遇的角度來描述，就很能會更深入、更全面地描述出造就一個人成功的本質的因素。

這兩年，我一直在搜集這方面的材料，在思考這些問題。今天的報告就是繼上次作的報告之后，搜集材料及思考這個問題的結果，很想有這個機會跟同學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剛才已經(jīng)說了，我們學校最希望你們取得成功，這是我們學校辦好的最大的因素；第二，過去我是直接給學生講課，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這種機會直接給學生講課了，沒有那么多時間，但是我覺得我有這個條件從自己的閱歷和自己領悟的這些道理中間歸納出一些講給大家聽，以免大家去走彎路，或者重犯過去我們犯過的錯誤。如果大家在剛進入大學開始你們的學術生活的時候，在大學畢業(yè)后進入工作的時候，能夠很清楚地明白造就一個人成功的因素是哪些，自覺地培養(yǎng)或具備這些因素，這樣就使你們中間更多的人取得成功，或者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們這代人和你們這代人確實有些不同，就是我們具有很豐富的經(jīng)歷。我并不希望你們也去經(jīng)歷我們經(jīng)歷的事情，我們是不得以的。我是63年考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北京讀了三年書還差一點點，文革就開始了，全部停課了。1968年，我被分配到青海西寧當一個鑄造工人，當時是看不到任何今后還有從事科研的希望，所以很多同時分去的人都放棄了學習，放棄了努力。我是出于一種天性，出于對學習的熱愛，對科研的熱愛，還整天看數(shù)理化和英語書。74年，中國科學院當時的領導，就是胡耀邦和方毅他們，要做一些重大的項目，去追趕世界上的一些重大科技發(fā)展。青海鹽湖所雖然條件不好，但因為內地其它的研究單位都癱瘓了，所以青海鹽湖所也承擔了一項重大項目“激光分離同位素”。我自己爭取從工廠調到研究所，開始做這個項目，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為什么呢？后來改革開放了，大家開始重視科研和學習了，我同時代的人方才發(fā)現(xiàn)，我已經(jīng)早了五年，走在他們前頭，這是第一。第二，在那個地方做科研，在我們的前面沒有權威，沒有比我們更了解項目的人，所以一開始從事科研，我很快就成了這個科研項目的負責人。成為負責人是一個最大的機遇，這樣可以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把它做得最好，因此早在1979年，我就被科學院選拔為早期出國的人，先后到了美國的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麻省理工學院、布魯克林實驗室，回國到青海鹽湖所后轉到大連化物所工作十年。這期間我又到加拿大國家研究院，英國劍橋、牛津大學和諾丁漢大學，法國格林羅勃大學、第戎大學和巴黎大學，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工作。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調到科大?；厥走@段時光，我才認識到當年我分到青海當工人給了我一生中一個很大的機遇。

我以前也講過我的這段經(jīng)歷，并不是在宣傳自己，而是因為一個人的經(jīng)歷是他自己最清楚，最準確的事實，我能夠用這些數(shù)據(jù)剖析出準確的道理來。換種說法，自己的經(jīng)歷就像我親身做的實驗一樣，數(shù)據(jù)最可靠。如果用別人的事例，是不是講得最準確，我不知道。特別是別人寫出來的事，書上的東西往往可能都已經(jīng)簡單化或畸變了，把它作為實驗數(shù)據(jù)來，可能就會得出偏離真理的結論。還是用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我有自信把它描述得準確真實。因此就這點來說，我們很幸運地具有這些豐富的經(jīng)歷，它們是非常寶貴的財富。

我的這段經(jīng)歷，從當工人到從事科研，然后到世界上許多一流的機構工作，認識了不少在科研事業(yè)取得成功的人，也認識了更多從事科研后來沒有取得成功的人。這些閱歷是我最寶貴的財富。也許比我個人從事科學研究取得那點成功還重要。我自己在學術上雖然只是“小有成功”，但是像我們這樣的人，對“如何在事業(yè)上取得成功”這一問題，比一帆風順獲得重大成功的人親身體驗更豐富，理解得可能更深刻些。當然，我也將用語言來表達。不過我將放棄確定性的語言，而改用幾率描述，從機遇的角度來研究造就一個人成功的原因。這樣可以把這個問題講得更深入、更全面，正如量子論用幾率描述微觀世界那樣，也許這樣更接近事物的本原狀態(tài)。這就是：機遇是造就一個人成功的首要因素。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遇到許多機遇，但是機遇往往是突然地和不知不覺地出現(xiàn)的。能力強、綜合素質高的人善于抓住機遇并且充分利用它們；具有高度智慧的人更善于創(chuàng)造機遇。



一．機遇是成功的首要因素

下邊我就來說第一個問題，機遇是成功的首要因素。這點，我想在市面流行的書中也都說了，但都沒把它說得很透很清楚。其實，我們每個人到了五六十歲以后，閱歷多了，回首往事，不管這個人是從事科學工作、經(jīng)商的還是從事管理工作的，不管是哪個行業(yè)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很多機遇在造就一個人成功的例子。我們的祖先非常聰明，還給我們留下一個有趣的笑話，也許有些人不知道，我簡述一下。

這個笑話叫《連升三級》，它反映了我國歷代人民大眾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和幽默。故事大意是，明代濟南有一個大財主的獨生子，叫張好古，他從小嬌生慣養(yǎng)，什么都不會，寫字都不會，有一天，有一個算命的人就告訴他說：“你趕快進京趕考，我擔保你拿前三名?！备_玩笑，他就當真了。他趕到北京去趕考的時候，其實考試已經(jīng)開始，已經(jīng)封門了，這時，魏忠賢正帶著大隊人馬在外邊巡夜，一下子撞到魏忠賢的馬頭邊上。魏忠賢是當時的宦官，但是是權力最大的人，皇帝很昏庸。魏忠賢就問他你干什么，他就說我是來進京趕考的，我是可以穩(wěn)拿前三名的。魏忠賢一聽這小子口氣很大，前三名你怎么能穩(wěn)拿得了，現(xiàn)在你連考場都進不了了。張好古就說，我要沒有真本事怎么敢千里迢迢跑來，而且現(xiàn)在跑來！魏忠賢想，這個人說大話，我要給他戳穿。他就拿了名片，叫人把他送到考場去。主考官看了名片誤會了，以為魏忠賢半夜三更送來一個人，肯定不是他的親戚就是他的心腹，怎么辦？一定要他考，而且一定要他考上?？此昧祟}也不知該怎么做，干脆偷偷幫他做。發(fā)榜的時候，考官商量了一下，發(fā)第一名不好，太顯眼，就給他定為第二名。第二名得了以后，他就買了厚禮跑去送給魏忠賢。魏忠賢心想，這個人真厲害，果然前三名，以后是個有用之人，干脆就留下來請他喝酒吃飯，然后把他送出去。這件事使京城的文武百官吃了一驚，心想魏忠賢還親自請吃飯，別人都是送大禮，魏忠賢還親自送到門口，這種面子是很少的，于是這些朝廷的官就保舉他進了翰林院。到翰林院他其實一個字都不認識，大家都清楚他是一個什么都不知道的白癡，但是別人知道他的背景也不敢不賣帳。后來魏忠賢生日到了，他看別人送禮，他也想送禮，送什么呢？最雅就是送一幅對聯(lián)，他就買了一幅裱裝好的白紙，然后請人來幫他寫。請翰林幫他寫，都不愿意幫。有一個人嘴上不說，心里頭就故意要看他的好笑，就來幫他寫了，寫的是罵魏忠賢要篡權的那些話。這個張好古也不認識，就高興地送上去，魏忠賢一看是送對聯(lián)，馬上就吩咐掛起來。他很忙，也沒看，別的官員一看到那個對聯(lián)，都嚇得臉色發(fā)白，但是都不敢說話。結果，魏忠賢把對聯(lián)收下來之后，完了，都放到庫房里了，他自己其實也沒看。過了不久，崇禎皇帝繼位，魏忠賢謀權篡位被告，死了，魏忠賢的黨朋一個個都殺光了。有人說張好古也是他的黨羽。這時候，就有好多人給他說好話，說前年魏忠賢過壽，他送了一副對聯(lián)，罵魏忠賢，這種人是很忠的，很正直的，崇禎皇帝一想，現(xiàn)在正是用人之時，這樣吧，把他招來，再連升三級。這個笑話是中國古代的笑話，第一是對封建王朝，這種例子諷刺得入骨三分；第二，它也反映我國古人對機遇造就一個人成功的幽默和無奈。當然，這是笑話。這個笑話把封建王朝吏治的弊病刻畫得入木三分，同時它也用無奈和幽默表達出人們對無法予測的機遇在造就一個人成功上的作用的認識。

我來講正經(jīng)的，不是笑話，是我自己親身的經(jīng)歷。我是中國科大63年4系，6342班畢業(yè)的。我們班上有25個同學。68年畢業(yè)，當時還在文革之中，由工宣隊組織分配。班上有10來個同學，按照當時的價值觀，是條件最好的。他們三代清白，工人或貧下中農(nóng)出身，學習成績也好，本人表現(xiàn)也好，這些人就分到了國防科委和二機部，大家都很羨慕他們。我是屬于條件居中偏下的，所以先是內定分到天津的塘潔鹽廠當工人。宣布之前，當初內定分到青海去當工人的同學是南方人，害怕青海的寒冷。工宣部跟我商量，我就從天津換到青海。青海在古人眼中是常覆三軍、馬革裹尸的戰(zhàn)場，在近代人心目中是勞改犯人去的地方。而且我是當與所學專業(yè)毫無關系的工人。所以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分得最差的同學之一了。

大學里的同學是一生中最寶貴的朋友，因為大學時候是最純潔的，最富朝氣的，最有理想的，那時認識的朋友，結交的朋友，往往是一生之中最珍惜的朋友，所以我們同班同學現(xiàn)在都還是好朋友，無話不說。我們30年后曾經(jīng)重逢過，大家就經(jīng)常感嘆命運和機遇的難測。像分到青海，剛才我已經(jīng)說了，其實從現(xiàn)在看來，是我一生中間最大的機遇，我如果不到青海就不可能比一般人提前五年真正從事科研，而且不可能一從事科研就成為項目的負責人，可能被資格老的同事壓住，要很長時間才能主持研究工作，發(fā)揮自己的才能。就是因為到青海去，那個地方文革期間鬧得并不厲害，還能正常運轉，所以能夠承擔重大項目，而且承擔重大項目又需要人，所以在74年底75年初，我就開始從事科研，比我同時代人早五年，而且一旦從事科研，半年以后就成為項目負責人，能夠發(fā)揮自己的知識和才能，這些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91年評院士的時候，那時在中國同時代的人中間，像我這樣75年76年在學術界就有成績得不多，那時搞科研的人很少，搞重大項目的人更少，所以科學院只有幾個指頭數(shù)得過來的人，后來又成為最早到美國一流學府學習和工作。有點成績就在同代人中顯得突出，于是就得到了老前倍們的愛護，當選為當時最年輕的院士之一。

那些在畢業(yè)分配時令大家羨慕的分到了國防科委和二機部的同學，他們大多數(shù)已經(jīng)退休了。原因是什么呢？因為在那些工廠里人才濟濟，留蘇回來的就一大批，資格老的很多，我們這幾屆畢業(yè)分去的只能長時間當基層工人。而且那地方產(chǎn)品的型號是定了的，不允許你隨便技術革新的，任何一點小的革新都要經(jīng)過層層審批，很難。不僅他們沒有太多的機會發(fā)揮他們的才能，而且那些地方往往在偏僻的山溝，子女上學很困難，就業(yè)也困難，為子女就業(yè)，他們就提前退休，讓子女頂替。所以我遇到他們時，大多數(shù)已經(jīng)退休。有一位當時班上的干部，各方面都很好的，現(xiàn)在開了一個小商店以補生計。因為退休了，生活很艱難，他很實事求是。

這些同學中有一個，跟我關系特別好，到現(xiàn)在我們還密切聯(lián)系，經(jīng)常通電話，他經(jīng)常有些情緒，我都在安慰他。他的一個親屬是革命烈士，所以出身相當好的。初中學習成績非常好，就進了一所有名的全國重點高中，考上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核物理系。這都是當時的年青人羨慕不已的，只有頂尖的人才能做到的。畢業(yè)后分到二機部的一個工廠。就是我剛才說的這個原因吧，在工廠他沒機會發(fā)揮自己的才能，他愛人又不能調去，那是一項非常保密的工廠，于是他就只好千方百計地調回他的老家，現(xiàn)在還在老家的一個縣里工作。他感慨什么呢？他中學有些同學，當時各方面條件都不如他，現(xiàn)在卻已有很高社會地位和很大的事業(yè)成就。我經(jīng)常勸他要以平和心態(tài)面對機遇，機遇不是人總能預測的。

我想，當同學們到了我這個年齡時，肯定也會有類似的感受。在座的同學在中學都是公認的佼佼者，但大家的成績只是在學業(yè)知識方面比其他同學掌握的更好，很多其他方面的素質還未曾經(jīng)歷過考驗，而且因為大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學習上來了，其他方面素質沒有機會得到鍛煉和發(fā)展。所以，經(jīng)過二三十年，也許在座同學中的一部分會不如那些沒考上大學的人，這個差別就是因為成功的因素很多，其中特別是各人的機遇不同和抓住機遇和創(chuàng)造機遇的能力不同。

大家都知道比爾·蓋茨和李嘉誠，他們抓住了商機，取得了成功。比爾·蓋茨大學讀了一年就退學了，現(xiàn)在已成為世界首富。李嘉誠只有小學文化，也在商業(yè)上取得了很大成功。那么，學術界的情況怎樣呢？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加州理工學院有個曾畢業(yè)于臺灣大學，與一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是同學的教授，在一次晚宴上講了自己的經(jīng)歷，他大學畢業(yè)后到哈佛化學系就讀研究生，當時分子光譜學很看好，他就選了這個領域。以后的研究學習都很成功，但卻無緣諾貝爾獎，相反因為服兵役比他晚三年去哈佛的那位同學，正遇上分子束實驗，他在導師指導下作得很成功，獲得了諾貝爾獎。這位老教授風趣地慨嘆自己“總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xiàn)在錯誤的地點、干錯誤的事情”。

當然，我并不是說未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就不算成功，反之，科學史上有許多事后確認的重大成就并未得諾貝爾獎。我國物理學家、中科大核物理系的奠基人和老主任趙忠堯教授早在1929年就在加州理工學院觀測到直接由反物質（正電子）湮滅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兩年后他所在實驗室的一位研究生安德孫受他的實驗啟發(fā)又觀察到了宇宙線中的反物質（正電子）?？墒呛髞碇Z貝爾物理獎只給了安德孫一人。幾年前瑞典皇家學會的Ekspong教授察閱了當時的文件，得知當時瑞典皇家學會曾認真考慮過授于趙忠堯諾貝爾物理獎，不幸有一位在德國工作的物理學家在雜志上報告她的結果與趙忠堯的不同，提出疑問。瑞典皇家學會以慎重為主，就放棄了授于趙忠堯諾貝爾物理獎?，F(xiàn)在已定論，趙忠堯是對的，質疑者自己錯了。趙忠堯的成就在科學史上的地位已經(jīng)確立，有無諾貝爾物理獎已不重要。趙忠堯的成功，究其原因，也是“在正確的時間（1929年），出現(xiàn)在正確的地方（加州理工），做了正確的事（觀察硬g輻射在鉛中引起的一種特殊輻射）”。他得到了機遇，抓住了機遇。

就科學而言，一個學科領域中大的機遇幾百年一遇，中等機遇可能十幾年、幾十年一遇，人的一生中小機遇不斷。對于這點要有清醒的認識。大的機遇是歷史和社會造成的，科學史上的重大突破，都與這類大機遇有關。如果牛頓不是生在他那個時代，早生200年，他不可能得出萬有引力定律。因為加利略和第谷等人的觀察數(shù)據(jù)還沒有出來。他晚生100年，別人可能把這個發(fā)現(xiàn)做出來了。愛因斯坦能夠發(fā)現(xiàn)相對論也是如此。時間和空間的問題已困擾人們很多年了，他生逢其時，非歐幾何已經(jīng)建立，發(fā)現(xiàn)光速不變的邁克爾孫-莫雷實驗剛完成，這些使發(fā)明相對論成為可能。不過他那個時代的物理學家也很多，他執(zhí)著地考慮這個問題，有超人的天才，成功地抓住了這個重大機遇。去年楊振寧先生在我校作報告，講到現(xiàn)在頻繁慶祝理論物理學大師誕生百年，就是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生的物理學家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正逢物理學領域發(fā)現(xiàn)“金礦”—出現(xiàn)大機遇的時代。到五十年代楊先生開始做理論物理研究時，他認為只剩下“銀礦”了。楊先生認為，現(xiàn)在做理論物理，可能只有“銅礦”，也許在應用科學和交叉科學領域可能出“金礦”。我同意這個看法。要想在科研上有大作為，一定要善于省時度勢，看清科技發(fā)展的大趨勢，有良好的洞察力去感知那里有“金礦”。不能怪父母把你生得不是時候，沒有遇到機遇。

還有一種機遇是社會造成的。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為什么呢？就是在我30歲左右的時候，我精力最充沛的時候，正逢改革開放。比我們大二十歲的一代，在五六十年代精力充佩，然而當時國內“運動”不斷，反右、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剛過，又開始“四清”，接著又是文革，他們根本無機會施展自己的才干。在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們已經(jīng)老了，不能像我們這樣，到全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闖蕩，去工作，去增長閱歷。這是時代、社會的大背景造成的。你們這代人的機遇比我們更好了。你們從中學時候開始，國家對科技教育就非常重視，現(xiàn)在對人才的渴求比我們那個年代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們那個時候，大學生下放到工廠和農(nóng)村當工人和農(nóng)民去了?，F(xiàn)在你們只要有真才實學，國家是非常重視，非常需要的。所以你們逢上了大機遇了，是個好時候，但是，能不能成功？不一定。有機遇，不一定能成功，關鍵在于，要能夠抓住機遇。

最后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談機遇對成功的重要性。每年總有一些魚從海洋回游到江河上游產(chǎn)卵。一只大魚產(chǎn)的卵可以孵化成數(shù)萬只小魚，它們順流而下，回歸大海。剛到海口，大部分小魚就會被守候在那里的成群大魚吃掉。剩下的繼續(xù)不斷地為生存奮斗，但一年后還存活并再回到江河上游去產(chǎn)卵的可能只有一、二只。事實上，這正是自然界生態(tài)平衡的結果。若存活較多，這種魚總數(shù)就會增多；若存活較少，這種魚總數(shù)就會減少。什么原因使這一、二只魚能逃過那么多劫難而存活下來？一是它們總僥幸“在正確的時候，出現(xiàn)在正確的地方”，從未成為大魚撲食的對象；二是每當遇到大魚撲食時，它們總能逃脫，即“作了正確的事”。前者是不能預見、無法控制的機遇；后者與小魚的素質有關，體力更強壯、感覺更敏銳、反應更靈活，即“基因”更優(yōu)良的小魚，更容易存活。但是，如果這種小魚遇到一條大魚追撲，它們一般都難逃厄運。能逃脫者，也是三分靠素質，七分靠運氣。因此，幾萬分之一的小魚能幸運地存活下來的主要原因是機遇。然而，機遇對所有魚都等幾率，因此從長遠和大尺度來看，“基因”更優(yōu)良的魚更容易存活，即“物競天擇”。

因為有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同樣的人的命運會有那么大的差別？為什么有些人能得到機遇，有些人得不到？他們無法解釋，就認為有一種超自然的能力在支配這一切，所以有很多人信宗教。我們科學工作者是不相信這些超自然的神力的。我們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源頭上，并未出現(xiàn)宗教文化。中華文化的奠基者是孔子、老子、莊子、孫子，他們的學說的聚焦點，就是探索如何去抓住機遇，創(chuàng)造機遇，改變命運。

其實，人的命運與動物相似而又不同。相似的是它們都既取決于機遇，也取決于自身因素，不同的是人類自身因素起的作用大大增加。人類文化的原動力和聚焦點就是力求理解影響命運的因素和尋找機遇、抓住機遇、創(chuàng)造機遇以便改變命運的方法。舊石器時期的人類學會了制作石器工具和掌握了取火技術，提高了生存全部能力。新石器時期的人類學會了耕種和飼養(yǎng)家畜，發(fā)明了制陶技術，提高了生活質量，創(chuàng)造了農(nóng)業(yè)文化。大約五千年前，人類進入了青銅和鐵器時代，生存和溫飽問題基本解決，文明開始步入快車道。因此，人類活動的另一面,就像高水平的足球賽。兩隊水平相當時，在比賽的多數(shù)時間里雙方都在控球和傳帶，似乎難有建樹，雙方都在耐心地等待機遇和創(chuàng)造機遇。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在機遇突然出現(xiàn)的時候，看球員能否抓住機遇進球。足球可以令人瘋狂的魅力就在于此。每次看這種高水平的足球賽，我都在想，人生成功之道，正濃縮在此。